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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西某小学的走廊上，杨玲已经陪伴儿子阳阳度过了两个学年。14岁的阳阳患有孤独症，几乎不会说话，情绪激动时会无意识地撕咬自己的手，或在教室里突然跑动尖叫。杨玲在教室外搭了一张简易桌子，随时准备在儿子出现情绪问题时冲进教室。

　　“即便如此，学校还是多次暗示我们转学。”杨玲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说，“老师说他的存在影响了整个班级的教学秩序”。

　　阳阳的经历折射出孤独症儿童教育面临的普遍困境。尽管《残疾人教育条例》明确规定残疾儿童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对很多孤独症孩子而言，融合教育之路依然道阻且长。

　　“孤独症孩子很难享受到特殊教育，很多普通公立学校又未开展融合教育。社会偏见与歧视、特殊学校建设困难、社会服务下沉阻力，都是特殊儿童教育面临的难题。”山东德州新语特教培训学校校长李国俊对记者说。

　　融合教育实施的困境

　　北京人刘希的女儿豆豆正在读小学四年级。因为患有孤独症，豆豆无法理解为什么自习课不能随意走出教室。在校期间，她不时出现的“问题行为”让老师频频给刘希打电话，“一个学期可能接到老师20多个投诉电话”。

　　“学校没有特教资源，普通老师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孤独症儿童的特殊行为。”刘希的心始终悬着，她不知道女儿还能在这所普通学校待多久。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北京的冬冬身上。这个曾经随班就读的男孩有很多被老师视为“坏习惯”的行为——啃手指、摸耳朵、突然拥抱同学等。在缺乏专业支持的情况下，老师与家长的督促反而让他失去了上学的兴趣。最终，母亲王涵不得不为他办理长期休学。

　　“如果学校有特教老师，或者允许陪读，我们可能不会走到这一步。”王涵的话语中透着无奈。

　　这些孩子的遭遇反映了当前融合教育实施过程中的深层困境。据教育部数据，截至2024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396所，特殊教育专任教师8.13万名。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副教授曾凡林指出，当前我国融合学校和机构数量不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专业教师数量短缺。部分学校因缺乏师资或教学经验不足，教育质量亟待提高。

　　多名受访家长和专家发现，很多学校的融合教育还停留在物理层面的“随班就坐”，而非教育意义上的“随班就读”。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杨立雄研究发现，有70%的残障人士生活在农村地区，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而农村地区资源相对匮乏，相应的保障服务也不完善。

　　制度保障与现实落差

　　尽管有多项法律法规为特殊儿童教育提供制度保障——残疾人保障法和《残疾人教育条例》等明确规定残疾儿童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招收残疾学生的普通学校应当安排专门教师承担随班就读工作。但受访家长和专家反映，现实中，这些规定往往难以全面落实。

　　“我的孩子经过很多波折，受教育权益最终得到了保障，但据我所知，还有许多农村特殊孩子的受教育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来自广西的孤独症儿童家长余琳琳说，她所在县只有15万人口，达不到建设特殊学校的条件，想让孩子读特殊学校，就必须到离家200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租房陪读。

　　这种困境在大城市同样存在。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君在调研中发现，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师资配比严重不足，“一个班有10名到15名残疾儿童(多数为孤独症儿童)，每节课只有1名特教老师在班，根本忙不过来”。

　　更令人忧心的是学段衔接问题。

　　“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6所普通小学附设特教班，却只有1所普通中学附设特教班。如此一来，在普通小学附设特教班就学的孤独症儿童，小学毕业后又会面临初中无处安置的困境。学段断层不仅加剧特教学校的学位压力，更让部分孤独症儿童被迫中断学业。许多孤独症儿童家长因担忧孩子小学毕业后无学可上，只能放弃融合教育机会，直接选择提供‘一站式’义务教育的特殊教育学校。”王君说。

　　师资匮乏还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王君解释道，教师长期超负荷工作，教学质量难以保障，这又降低了家长选择特教班的意愿，进而形成“学生多—师资少—学生少—师资更少”的恶性循环。

　　特殊立法保障和政策倾斜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不能只满足于特殊儿童“有学上”，更要关注他们是否“学得好”。真正的融合教育应该让孤独症孩子适应环境、获取知识、掌握生活技能、理解社会规则与道德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