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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进一步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需要综合施策，加快推动新形态就业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实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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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的迅猛发展，推动新就业形态岗位不断涌现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急速扩张，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新形态就业也面临着一些困境，亟须在政策和制度上予以进一步支持、规范和完善，推动其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构建“愿意做、做得好、有保障”的高质量就业路径。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现状

　　从工作内容来看，主要分为“位置服务”与“云端工作”两大类。前者如网约车、外卖配送等，要求劳动者在特定地理位置完成任务，这类岗位的学历要求和经验门槛一般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后者如在线设计、知识服务等，对劳动者的信息技能和专业知识要求较高，属于知识密集型。目前，新就业形态领域以“位置服务”类为主，“云端工作”类逐渐增长。

　　从人员特征来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庞大、职业多样、流动性强、结构分化。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五年一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占全国职工总数的约20.9%。其中，职业主播约1500万人，长途货运司机1400余万人，网约配送员约1200万人，网约车司机约700万人，快递员约320万人。他们工作模式灵活，人员流动性大，平均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分别为38.3岁、13.8年，年龄与学历偏低，传统劳动关系较难覆盖。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遭遇的挑战

　　一是收入波动明显。中国劳动学会去年的调查结果显示，灵活就业人员收入波动系数达到0.43，远高于固定工作的0.12。

　　二是参保率不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为20%，高于企业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缴费中断比较频繁。

　　三是技术冲击加剧。部分岗位受新技术替代的风险非常明显，如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面临着无人驾驶汽车、虚拟数字人、智能机器人等的替代风险。此外，新技能培训渠道有限，“有工作，无成长”问题较为突出。

　　四是职业认同不足。很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因学历不高、技能不强而被动进入新形态就业市场。由于劳动关系责任界定模糊，权益保障落实难度较大，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表现出一定的生存焦虑感、边缘感与漂浮感。

　　加快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就这些重要论述的落实再次作出明确表述。为进一步予以支持和规范发展，需要综合施策，加快推动新形态就业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实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质量就业。

　　促进从业结构优化提升。鼓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进入AI训练师、跨境电商、智能运维、数据分析等新兴领域和知识密集型行业，推动从“位置服务”类向“云端工作”类逐步转变，从“谋生型岗位”向“成长型岗位”加快转型。

　　构建社保账户互通机制。建立以身份证为唯一识别码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属社保账户，实现不同平台、不同地区间的无缝参保与权益记录对接。以地级市为单位推动系统互联互通，设立流动账户和中转机制，提升参保的便捷性与连续性。

　　完善多元技能认证体系。鼓励各地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和就业实际，创新和推动形成覆盖广泛、层次分明、便捷高效的多元技能认证体系。进一步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认可度和就业“含金量”，增强其职业归属感。

　　打造数字技能培训平台。整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相关优质资源，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技能提升平台，线上提供视频课程、技能测评、实战演练和岗位对接等服务，线下设立“新形态就业成长中心”，配备职业指导专员，为劳动者提供个性化能力测评与岗位精准推荐等服务。

　　强化平台用工合规管理。要制定和实施平台经济用工相关管理条例，为各地执法提供统一法律依据。建立平台用工登记与信息报送机制，提升用工透明度。要求平台企业定期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税务等部门报送详细用工数据，形成多部门联合监管数据库，实现智能化监管。

　　完善劳动争议调处保障。形成“企业先行处理、政府及时介入”的多层次调处机制。依托互联网仲裁平台，提供快速立案、远程开庭、在线裁决等服务，确保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纠纷发生后能够得到高效的保护与落实。